币安创始人赵长鹏（常被称“CZ”）自2023年11月辞去CEO职务并辞去公司董事后，便长期居住在阿联酋迪拜，未返回中国，这一选择并非偶然，而是综合法律风险、商业战略、个人安全等多重因素后的理性决策，背后折射出加密行业全球监管格局的复杂性。
法律风险悬而未决：合规阴影下的“避险选择”
赵长鹏不回国的核心原因,与币安过往的合规问题直接相关，作为中国公民，他若回国可能面临潜在的司法程序——尽管币安已与美国、法国、英国等多国达成合规和解，支付巨额罚款（如2023年向美国CFTC缴纳30亿美元罚款），但中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态度一直明确：自2021年起，中国全面禁止加密货币交易、挖矿及相关业务，并将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定性为“非法金融活动”。
尽管赵长鹏本人未直接在中国开展业务,但币安曾因“为境内用户提供服务”被中国监管部门点名，若他回国，不排除面临关于“公司过往合规性”“个人责任”等问询，甚至可能陷入跨境司法纠纷，对一位已卸任、但仍是公司灵魂人物的创始人而言，法律风险的不确定性，使其更倾向于选择“避而不见”。
加密行业“无国界”与监管“属地化”的矛盾
加密行业的本质是“去中心化、无国界”，但全球监管却呈现“碎片化、属地化”特征：各国对加密货币的态度从“全面禁止”（如中国）到“合法监管”（如美国、欧盟）差异巨大，赵长鹏选择迪拜作为主要居所，正是这一矛盾的应对策略——迪拜不仅推出“虚拟资产管理局”（VARA）等明确监管框架，对加密企业持开放态度，还实行“零个人所得税”政策，对企业家具有吸引力。
相比之下,中国对加密行业的“高压监管”与币安的全球化业务存在根本冲突，若赵长鹏回国，不仅可能因行业政策限制个人活动，还可能因币安的“国际属性”引发不必要的监管关注，与其陷入“本土化”与“全球化”的拉扯，不如扎根监管友好地区，专注业务合规发展。
个人安全与商业战略的“双重考量”
从个人安全角度,赵长鹏作为全球加密行业的标志性人物，长期面临舆论压力和潜在风险，2023年币安和解后，他虽辞去CEO，但仍持有大量BNB（币安币）等资产，个人财富与行业波动深度绑定，若回国，可能因“行业代表性”成为舆论焦点，甚至面临不必要的“道德绑架”或“舆论审判”。
从商业战略看,赵长鹏虽已退居幕后，但仍通过个人影响力布局加密生态（如投资DeFi、NFT等项目），迪拜作为加密行业“中东枢纽”，聚集了大量加密企业、投资者和监管资源，便于他维持行业人脉、捕捉商业机会，相比之下，中国加密市场“冰封”，商业价值有限，回国反而可能限制其全球布局。
选择背后的行业现实
赵长鹏不回国,既是对个人法律风险的规避，也是对加密行业“全球监管分化”的清醒认知，在“无国界”的加密世界与“属地化”的监管现实之间，创始人只能用脚投票——选择监管友好、政策稳定、商业环境开放的地区，既是自我保护，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，对加密行业而言，这一选择也折射出一个残酷现实：在各国监管态度未趋同前，从业者始终在“合规”与“发展”的钢丝上行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