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拟货币挖矿的“野蛮生长”与政策转向
虚拟货币挖矿，作为支撑区块链网络运行的基础机制，曾被视为“数字经济新风口”，其高能耗、高排放、高风险的特性逐渐暴露：挖矿活动消耗大量电力资源，2021年我国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超1300亿千瓦时，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全年用电量，与“双碳”目标严重冲突；挖矿衍生出非法集资、洗钱、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活动，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，在此背景下，我国政策态度从“默许包容”转向“全面禁止”，2021年9月，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的通知》，明确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属于“淘汰产业”，要求各地全面清理，2023年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联合出台《关于办理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，首次明确将虚拟货币挖矿相关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，标志着“挖矿入刑”进入实质性阶段。
定罪逻辑：为何挖矿需刑法规制
虚拟货币挖矿被纳入刑法规制，并非针对技术本身，而是基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现有法律框架下的违法性认定，核心逻辑可归纳为“三重风险叠加”：
能源安全与生态风险：突破“双碳”红线的资源掠夺
挖矿行业依赖“算力竞争”，需持续投入高性能矿机及冷却设备，导致能源消耗呈指数级增长，我国电力结构中，火电占比仍超60%，挖矿活动的高能耗直接推升碳排放，2021年四川丰水期曾因大量矿场涌入，导致局部电力供应紧张，居民用电受限，从刑法视角看，若挖矿活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资源浪费，可依据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八条“污染环境罪”或第三百四十三条“非法采矿罪”追究刑事责任——在自然保护区、生态红线区域架设矿机，排放电子废弃物，或盗用、窃取电力进行挖矿，均符合上述罪名构成要件。
金融安全与经济秩序：规避监管的“灰色产业”
虚拟货币挖矿与虚拟货币交易深度绑定，成为非法资金转移、洗白的“中转站”，部分犯罪团伙通过“挖矿—虚拟货币变现—跨境转移”链条，将诈骗、贪污、贩毒等非法所得“洗白”，逃避金融监管，一些平台以“云挖矿”“矿机托管”为名，承诺高额回报，实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（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）或集资诈骗（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）。《意见》明确指出，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“挖矿算力服务”并收取报酬，若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（如未经许可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），可按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。
技术中立与行为规制：法律对“技术滥用”的否定
区块链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，但挖矿行为的“异化”使其脱离技术本质，沦为违法工具，部分矿场通过“翻墙”使用境外服务器，规避我国外汇管理；或利用恶意软件控制他人设备“偷挖”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），在此情况下，刑法规制的是“滥用技术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”，而非技术本身，正如最高法相关负责人所言：“法律禁止的不是‘挖矿’的技术逻辑，而是其背后破坏能源管理、金融管理秩序的实质违法性。”
定罪边界：如何避免“扩大化”与“一刀切”
“挖矿入刑”并非意味着所有挖矿行为均构成犯罪，刑法的谦抑性要求严格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，避免打击范围泛化，根据《意见》及相关司法解释，需把握以下核心标准：
以“行政违法性”为前提：前置法与刑法的衔接
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“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”明确，对于“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、通讯群组”等行为，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刑事责任，虚拟货币挖矿需首先违反前置行政法规（如《关于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的通知》），属于“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经营活动”，才能进入刑法规制视野，在政策出台后仍新建、扩建矿场，或为已被取缔的矿场提供技术支持、电力供应等帮助，情节严重的，可能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或共犯。
以“情节严重”为入刑门槛：避免“微量入刑”
即便挖矿行为具有违法性，也需达到“情节严重”的标准才构成犯罪，根据《意见》，需综合考虑以下因素：
- 规模与收益：如矿机数量、算力规模、违法所得金额，个人挖矿月收益超5万元，或组织10人以上集体挖矿，可能被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；
- 危害后果：如造成区域电力短缺、环境污染、或引发群体性事件；
- 主观恶性：如明知是国家禁止的项目仍大规模投入，或曾因挖矿被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。
区分“个人挖矿”与“组织性犯罪”：精准打击
实践中，个人小规模挖矿（如使用少量家用电脑尝试“挖矿”）通常以行政处罚（如警告、没收设备）为主，只有达到“情节严重”标准才可能被追刑责，而“组织性挖矿”则面临更严厉打击：如矿场主、投资人、技术支持者形成犯罪集团，或与境外势力勾结，通过挖矿洗钱、转移资产，则可能构成共同犯罪,按主犯或从犯分别量刑。
实践挑战：定罪中的争议与应对
“挖矿入刑”在落地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，需通过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：
“虚拟货币”价值的刑法认定难题
挖矿犯罪涉及虚拟货币的计算与变现，但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，如何确定“违法所得”存在争议，挖矿获得的比特币在案发前已贬值，是否按“买入价”还是“卖出价”计算？对此，《意见》明确，虚拟货币的价值应以案发前一日该虚拟货币的中间价计算，若无法确定，可参考司法鉴定机构意见或行业平均价格，确保量刑公平。
跨境挖矿的管辖权冲突
部分矿场将服务器架设在境外（如东南亚、北美），境内人员仅通过远程操作参与，导致管辖权认定困难，根据刑法第六条“属地管辖”原则，若犯罪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我国境内（如矿机采购、电力消耗、虚拟货币变现），我国即有权管辖，实践中，可通过国际合作调取证据，或追究境内组织者的刑事责任。
“技术中立”与“行为违法”的平衡
部分从业者辩称“挖矿是区块链技术的合法应用”，不应被全面禁止，对此，需区分“技术研发”与“非法牟利”：若行为人仅为研究区块链技术进行小规模挖矿，且未造成社会危害，不构成犯罪；若以营利为目的，大规模组织挖矿并规避监管，则需承担刑事责任，法律打击的是“违法行为”，而非“技术可能性”。
在法治框架下引导技术向善
虚拟货币挖矿入刑，是我国应对数字经济风险、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，但刑法的最终目的并非“禁止”，而是“规范”，通过明确定罪边界、精准打击犯罪、保护合法创新，既能遏制挖矿活动的无序扩张，也为区块链技术的健康发展留出空间，随着数字货币的迭代与监管技术的升级，法律需持续动态调整，在“发展与安全”“创新与秩序”之间寻求新的平衡,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与社会进步。